人民政协史上除了“双周座谈会”,还有个“双周讲座”

人民政协史上除了“双周座谈会”,还有个“双周讲座”
2019-10-28 17:56:05

三角洲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为60岁以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举行的茶话会上,恳切地要求老人写下自己的个人经历,并传给后代。图为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70岁以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

走向复兴,建设新中国,凝聚智慧,战胜困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纪要

1958年7月,第十届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专门研究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改革。彭真代表中央在会上指出,我们不要老是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斗争,不要老是收紧弦。现在整风运动应该结束,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它应该从斗争转向团结。让他们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来展示思想转变的决心和成就。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全国委员会的三届会议磨练了前进的道路,汇聚了智慧。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了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美好的一笔。

在“微风细雨”中解决难题

1959年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认真贯彻“放松”政策,采取各种措施调整近年来紧张的阶级关系和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在社会各界民主人士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神会”法在情境教育和思想教育中的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9年12月至1960年春,中国民主基金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会议采用了仙女俱乐部(Fairy Fairy Club)的和风细雨,让每个人都解除了烦恼,敞开了心扉。他们与小组就工商界更关心的固定收入、高薪、职称、政治安排和生活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和讨论。刘少奇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头,一个目的”政策。根据刘少奇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应下定决心“照顾一方”、“偏向一方”,呼吁工商业者“照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向社会主义倾斜”。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指示,重申了“总结,总结到底”的政策。「商界的主要问题已圆满解决。

神仙会在全国人民建设协会和工商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并取得了成功,随后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动。这种特别会议方式在活跃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生活、促进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各行各业人民克服暂时经济困难的积极性、组织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进“双百”政策的实施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双百”政策。1961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继续实施“双百”政策。周恩来在许多讲话中指出,CPPCC“今后应该开展更多的学术报告和讨论,应该有意识地邀请更多的学术界朋友参与”。为了促进“双百”政策的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全国委员会自1961年11月以来又组织了一次以学术问题为重点的“两周讲座”,到1964年3月共举办了37次讲座。

与会者包括北京政协委员、各工作组联系的科技、文化、教育、医药、卫生高级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家属等。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讲座,并就时事、国际友好访问、学术思想、科学知识、历史人物评价、地方轶事等进行了情况介绍甚至辩论。例如,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划分、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历史学家吴涵和吕振宇分别应邀就“历史人物评价”和“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发表演讲。文坛对《红楼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讲座邀请红学家吴世昌谈“关于《红楼梦》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安排有不同看法的吴组缃谈“读《红楼梦》的一点体会”。在科学领域,著名科学家应邀介绍中国的科学成就和国内外的科学研究。同时,也介绍了科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心脏外科专家吴英凯受邀介绍心脏外科在中国的新发展,建筑师梁思成受邀介绍新中国的建筑成就,北京大学教授黄坤受邀介绍半导体的发展和应用,金宝山受邀介绍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和提高农业产量的问题。讲座还邀请参加过国际友好访问和文化交流的同志们做报告,如吴半农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吴洁萍谈中国医疗队访问印度尼西亚,以增进他们对中外交流的了解。此外,丁峰谈到了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夏奈谈到了解放后的考古学,等等。两周一次的讲座内容广泛,形式生动。它们满足了各行各业人们的不同兴趣和要求。他们受到各方的欢迎和赞扬。他们在促进思想交流、知识推广和实施“双百”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下右派帽子,妥善安置战犯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表现好的右派的决定》。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分五批清除了大部分右派。在此期间,为期两周的民主党派和独立人士论坛讨论了在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取消非共产党90名右派的上限问题。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共罢免了84名右派。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必须首先扩大和发展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不可能想象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每个人对任何问题都有相同的想法和看法。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会发展,就不会停止前进,甚至会后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指导原则。因此,我们应该肯定,统一战线的任务已经增加,有了新的发展。”

1959年,毛泽东建议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赦免一群战犯。同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赦免真正由恶变善的罪犯的决定》同一天,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大赦令》。12月4日,包括杜余明和爱新觉罗·溥仪在内的33名战犯获得了第一次大赦。到1975年3月,所有战俘分七批获得大赦和公民身份。其中,20多人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学和历史委员。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特长,致力于收集和出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起的以“个人经历、个人观点和个人知识”为特征的文史资料。196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了26卷《文史资料选编》,字数超过300万字。为了纪念1911年革命50周年,收集了许多1911年革命的史料,并挑选和编纂了几部1911年革命回忆录...一方面,它丰富了我国近代史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它也调动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年人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大赦后对所有战犯的慷慨对待,深深感动了被赦免者,也给统一战线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在团结、稳定和调动积极因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排:张莉

编辑:刘聪

审计:周加加